民生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越来越突出，已成为中央高层重点考虑的头号问题。2007年，将“民生”放在了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即“发展”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民生”，这是《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全国“两会”最为关注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些来自上上下下直面民生的关怀与真情，使各行各业亿万民众感受到了国家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前进脚步。
　　民生，民众之生计。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解决好民生包括要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价值、健康价值和尊严价值，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国家财政收入从1997年8000多亿元增加到2006年近四万亿元，意味着政府具有了相应的经济实力来保障民生、改善民生。
　　“现在民生领域出现的问题都是中国发展进步中的问题，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标志”的判断，就出自国内较早系统地研究民生问题且亲历国家相关民生政策制定过程的郑教授之口。而“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的观点，也是他在2005年初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提出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数千名代表和委员在就“三农”、住房、就业、医疗与药价、食品药品安全、公平正义等事关民生的话题热议之外，围绕教育现状的建言献策，同样与全社会关注教育的诸多焦点紧紧相连。据统计，仅经审查立案的全国政协委员涉及教育的提案就有293件。

　　　许多流动儿童的就学依然步履艰难
　　“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都生活在首都的蓝天下……”这些语调稚嫩的声音出自2007年央视春晚中的一个节目──诗朗诵《心里话》。它以最没有表演色彩的质朴却又直抵人心的倾诉，催人泪下。我国随农村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以千万计，他们中许多人的就学在现实中还步履艰难。
　　全国政协委员、希望工程发起者徐永光说，由于城市公办学校资源不足，这些孩子进城后的最大问题表现在失学情况普遍，超龄就读现象严重。尽管应运而生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吸纳了大量农民工子女入学，但由于教学设施和条件相对简陋，很难取得办学许可证。2006年，北京海淀区的40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被叫停了30余所，上万名学生陷入分流难的困境。
　　这种困境的出现，一大原因是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设置标准过高。《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条规定：“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北京依此制定的地方标准有“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环形跑道和直跑道用地，以及篮排球场地、器械场地所需用地”。徐永光委员认为，以这样的标准要求农民工子女学校“达标”显然是不现实的。
　　“政府只要拿出公办学校接收每名学生成本的十分之一作为补贴，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能存活。”这是徐永光委员调研中得到的启发。他说，以适当降低办学门槛、降低建校成本等优惠政策来帮扶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政府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有助于引导社会公益捐赠资源向农民工子女学校倾斜。
　　流动儿童进城就学由流入地主要承担，从政府的角度讲，还有一个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平衡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建议，考虑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原则，流出地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俗地说，如果流出地是国家级贫困县，那么拿到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资金，就应该把每生500 元的补助转到流入地。这需要政府服务认识的建立，在对城市适龄儿童入学做经费预算时，就要把农民工子女的费用一并算在内，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流动人口子女信息的监测体系。
　　流动儿童就学背后的深层问题，是现行以户籍人口为主的地方教育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教育行政部门缺乏长远规划和整体布局，政策不清晰、不稳定，多短期行为。为适应社会快速城市化的现实，这种管理制度必须进行变革和创新。周洪宇代表认为，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政府所能做的是尽量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这个教育质量与城市孩子相比可能低些，但总会高于他在家乡所接受的教育。

　　　　　让留守儿童也能拥有花样年华
　　上亿青壮年农民涌进城市为一家人生存打拼的同时，留守在家乡的孩子却不得不走上一条充满变数和坎坷的成长之路。这些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全国已经超过了2000万。“留守儿童”成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隔代血亲”很难对他们进行学习辅导，很难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导致他们从成绩不良到厌学，最终辍学；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他们人格发展的不健全特征，比如内向、孤僻、抑郁、冷漠、自卑、逆反等逐渐形成。
　　在从小缺少家庭保护的生活环境中，留守儿童没有安全感，一方面很容易成为拐卖、侵害和意外伤害的对象，另一方面社会适应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加上已经成型的我行我素、自私任性，大大增加了他们违法犯罪的机率。更为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进入初中后阶段，既不甘于在家乡务农，又没有任何到城市安身立命的技能，他们徘徊在“苦力”与“暴力”之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政府要把‘留守儿童’问题同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一并规划和实施，统筹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云南丽江市副市长杨一奔提出的治本之策，是政府尽快改革与户籍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多项制度，拆除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城乡壁垒，以减少农民进城的“迁移成本”。只有从政策层面保障进城务工者享有城镇原住民同等的权益，才能促使更多的进城务工者将子女带在身边生活和学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长的势头。
　　全国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吴正德的治本之策也很有价值。他建议政府要将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小城镇的投资环境，通过因地制宜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增加农民就业机会，使部分农民能在本乡、本县打工，以缩短务工农民回家周期；政府还应尽可能增强农村引资力度，从政策上鼓励外出务工者回乡创业，这也可以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另一项极其重要的治本之策，在于为留守农村的初中后孩子接受职业教育提供资助。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的达76.4%。 该报告在调研四川一个建筑项目中发现：工地的小工月收入500元至600元，经过技能培训后的电焊工月收入达到了1200元至1400元。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政协副主席贺大经说，目前，农村初中后孩子上不起职教的，以及职教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比例至少在一半以上。他建议希望工程应将重点转向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实施以就业为核心的教育救助。

　　　　　九成上网成瘾的孩子都选择了辍学
　　全国青少年网民中的13.2%患上了网瘾。这是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2005 年的统计数字。专家分析，玩网络游戏是上网成瘾的主因，其中《魔兽世界》和《梦幻西游》两款玩得最多。认为“网瘾的毒害就像鸦片”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静杰说，过去鸦片毒害的主要对象是成年人，现在网瘾毒害的主要对象是初、高中生，其中独生子女占了近八成。上网成瘾的孩子九成都选择了辍学，他们不仅染上了吸烟、饮酒、赌博使身体健康严重受损，而且心态扭曲往往引发犯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海飞，在此次提交的一份《设立“青少年网络心理导师”》提案中建议，应制定关于学校、家长、学生的多层次网络成瘾预防计划，编制一套系统、科学的课程，对计算机教师、德育教师、心理咨询教师等相关领域人员进行系统、规范的培训，建设一支既具备计算机网络知识，有具有心理辅导能力的新型人才队伍，切实为网络时代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服务，其中设立青少年网络心理导师这个新职业，就是服务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实际举措。
　　“对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还要注意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枫的建议。她说，美国的上网人数比我们多，但为什么美国的青少年没有像中国的孩子这么沉迷？我们可以就此多进行一些国际比较研究，比如不应回避的一点社会背景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之间是不是缺少平等的交流？
　　“未成年人上网成瘾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强制治理。”为了打赢这场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提出的“综合措施”包括：制定网络游戏精神世界的指导性行为规范，形成网络游戏的分级制度；建设服务于青少年的绿色网络游戏空间，推广健康网络产品和绿色网络载体，增加绿色网络活动场所；在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上网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体系。

　　　　　　　代课教师渐进“消亡”更符合实际
　　2006年11月，在地处陇东山区宁县的惠家小学，代课教师惠志敏被辞退后不得不进城打工搬石头一事，使当年全国媒体对代课教师的关注又有升温。我国的代课教师是一个“过渡性”概念，数量有40多万，多分布于贫困地区。伴随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代课教师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针对不少地方近年来对代课教师一退了之，导致一些学校出现无师讲课的境况，全国政协委员、江苏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提出了要依法清退、渐进“消亡”的建议。
　　《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时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时，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限期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即代课满10年以上，如国本人同意，就应该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直至其退休。《教师法》规定：教师应该取得教师资格证。有的代课教师代课10年未取得教师资格证，责任不在代课教师而在教育行政部门。即对于无资格从教的代课教师，教育行政部门应及早清退；既然长期让其站讲台，就应给其核发资格证。
　　朱永新委员认为，因地制宜依法清退是必要的，渐进的“消亡”比一刀切的“猝死”，更符合实际，也更有效。在遴选上，对那些教育教学能力较强的代课教师，考核录用时理应给予一定的优惠；在补偿上，对那些已到退休年龄或工龄较长的的代课教师，理应给予更加妥当而公平的经济补偿，比如有财政一次性拨付给他们足额的养老金，或给予退休教师的待遇等。总之，为使他们衣食无虑，安享晚年，应该给他们一个“好出路”。
　　据传媒报道，深圳现有代课教师8000名，约占全市教师的1/8。 这些代课教师都是持教师资格证上岗，具有较高职业水平，均不属于国家规定的清退范围。该市正在酝酿全面实施的“教师雇员制度”规定，不在编的代课教师一旦通过招聘考试，将成为市教育局正式聘用的雇员制教师，其待遇也将远远超过“代课教师”。朱永新委员预期，这种非常有创新意义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模式，很值得教育人口浮动较大的地区借鉴。

　　　　　努力弥补农村师资的结构性缺失

　　５０多岁的陈老师执教于安幑金寨县戴坳小学。这所大别山深处的学校现有三个年级九名学生。陈老师一人除讲(jiǎng)课(kè)外(wài)还身兼数职，用他自编的顺口溜叫做“校长带教工，烧火带打钟”。时光进入２１世纪，我国农村师资队伍存在已久的问题竟如此严重起来：年龄老化严重，缺编严重，结构性失衡严重。据国家教育督导团２００６年对６个省（自治区）１５个县的调查，甚至出现了缺编率高达４３％的情况。由于外语、美术、音乐、体育等专科教师奇缺，有的地方不得不两三所学校共用一名教师，每天给学生上课如同演员“赶场”，可以想象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得有多难！
　　“政府必须出面平衡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师资比例结构”，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教授刘明华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适当提高农村学校名、特、优教师的比例，以吸引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对农村学校评聘出的名、特、优教师，应规定在本学校内服务满一定年限方可流动。对城镇学校评聘名、特、优教师时，可考虑增加一个“有到农村学校任教经历”的要求。
　　“发挥师范院校为农村学校提供师资的主渠道作用”，是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贺旻的主张。他认为，近年来由于大量的三级师范停办和二级师范升格，使本来主要服务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师资补充的中师数量锐减，加上目前我国的师范院校中非师范生大量增加，余下的师范生又多不愿到农村任教，致使已经补充困难的农村教师更加后继乏人。因此必须从改革现行师范院校管理制度入手，加大师范生的培养力度。同时还可以考虑从农村地区招收有志于为家乡的“花朵”担当“园丁”的学生，实行“对口招生、定向培养，毕业后回乡从教”的特殊政策。
　　为了使农村教师岗位“招得进，留得住”人才，刘明华代表的另一个建议也很有价值：政府可采取一定措施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按照“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制定教师工资调配政策，增加农村合格教师的工资和津补贴。这样，由农村的消费水平较低，在农村执教的实际收入会更高。
　　从２００６年８月有专家在国务院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议“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到２００７年３月温家宝总理宣布“在教育部直属的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间隔仅有六个月。全国“两会”期间心情格外激动的这位专家，就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顾教授认为，免费师范教育成为国家的一项教育政策后，还需要在招生制度、培养制度、用人制度等方面有跟进的具体措施。既然师范教育免费了，那么就要与师范生有个服务期的约定，这不是束缚他们，而是为他们毕业后从教设置一个“可进可出”的台阶。如果进去后干得很出色，还一定要为他们创造进修提高的机会。顾教授相信，青年学子们都是有上进心的。

关键词： 教育  民生 

责任编辑:涵冰